1947年“5·20”、“反内战、反饥饿、反迫害”的爱国学生运动的烈火燃遍全国，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反对蒋介石统治的“第二战场”。

为了响应南京的“5·20”运动，长沙广大学生发起在6月2日举行总罢课，明德同学在这次运动中英勇地走在最前列。这是解放战争时期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湖南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，影响比较深远。

1943年春，我入明德在高中28班求学，当时学校在湘乡霞岑，后迁衡山晓岚港。1944年夏，日冠大举犯湘，我被迫辍学。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下学期复学，编入高中33班。那时学校已从湘西搬回长沙泰安里原址。明德有个好传统，就是不提倡读死书，而是放手锻炼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。比如校刊《明德旬报》就是轮流由高中二年二期的同学去办，从编辑出版到发行都由同学一手完成。我刚一入学就被同班同学黄友群相邀一起办刊，参加编辑班子的还有刘观恩、龚育之、周中仁。我们志同道合，意趣相投，干劲十足，把一张小报办得有声有色，除报导校闻及校友动态外，还经常针对时局发表评论，并与全国各地校友取得广泛联系。

我们这几个人当中当时并没有共产党员，只黄友群是湖南大学地下党外围秘密组织“世纪社”社员。还有龚育之出身革命家庭，他父亲龚饮冰是中共老党员，当时在上海以银行家的身份作掩护，负责地下党的领导工作。在他们两人的影响下，我们开始对时局的发展和学生运动的动态关注起来。

我们这一代人，青少年时期在抗日战争中度过，巅沛流离、艰苦备尝。“人为刀俎、我为鱼肉”我们有着切肤之痛。抗战胜利后，渴望国家强盛、民族振兴、人民幸福。然而，事与愿违，国民党政权所作所为令人大失所望。派往原沦陷区的接收大员变成“劫收大员”，他们抗战时大发“国难财”，胜利了又大发“劫收财”。胜利后的中国仍然是百业凋零，哀鸿遍野、民不聊生。开始时老百姓“箪食壶浆以迎王师”，换来的却是“为水益深，为火益热”。于是，一时间“中国往何处去”成为不少国人尤其是一青年人争相议论的迫切话题。

就是这种大气候下，在“5·20”运动之际，黄友群邀我和刘观恩（当时龚育之因病住院）在明德发起“反内战、反饥饿、反迫害”运动，在6月2日总罢课。稍经思索后，我回答说：“可以！但起码要作好坐牢的准备。”经过逐班发动，在学生代表大会上，我和刘观恩，黄友群、周克诚、李作丰五人被推举为运动主席团成员。周、李二人是34班同学，当时主编校刊。

经过与湖南大学、长沙各中学联系，克服重重阻力，运动已轰轰烈烈展开，学校实际已处于半停课状态。不料一夜之间突然发生了“黄、周失踪事件”。事情是这样的：5月29日下午，上街散发《明德怒吼》（《明德怒吼》是我们将《明德旬报》改成的运动宣传刊物）的同学遭到军警的围攻殴打，形势变得更加紧张。。晚餐后，黄友群和周克诚对我和刘观恩说，他们要去印刷厂印《明德怒吼》，不料去后很晚还没回校。当时运动正处于紧要关头，当局对我们几个带头的同学不断施加压力。我和刘观恩一夜未合眼等他们回来，一直到第二天白天他俩还未返校，我和刘观恩便断定他们一定是被捕了。为此决定将6月2号的罢课改为游行示威请愿，并立即和湖大等校取得联系，请求支援。迫使当局释放黄、周。

游行前夕，6月1日晚，一个宪兵团长来学校找我，他以威胁的口吻对我说，你们硬不听劝阻要上街游行，那好，明天的游行为如发生意外，学生破坏社会秩序，一概由你负责。我当即理直气壮地回答，我们学生是最讲理的，游行是爱国行动，我们为什么要破坏社会秩序！我并且向他提出反要求，要他承诺军警不以武力阻挠游行。

6月2日早餐后，同学们纷纷赶到乐诚堂前集合，高中部的同学绝大部份都来了，还有不少初中同学也来了。为了保证安全，我劝年龄太小的同学不要参加，但最终还是有不少初中同学也参加到队伍中来。

当我带领队伍找开校门准备出发时，发现从校门口沿泰安里站有上十排军警。他们两人一排，相向而立，枪上了刺刀，交叉拦住我们的出路。我奋不顾身，双手将枪支拨开，随后第二排、第三排一直到最后一排的枪支都相继放开了。我趁机带领队伍冲出了泰安里。沿途我们高呼口号，散发传单，不少市民驻足观看，有的也跟我们一起喊口号。

队伍来到省政府前坪——教育会坪，与湖大、湘雅医学院、一中、清华等校的队伍相汇合，人数超过五千人。由各校推举代表共十人向省政府请愿。我和萧克瑾代表明德中学。因主题是“释放黄、周”，我们便成了主要的请愿者。省政府主席王东原听到风声，已从后门溜走，由秘书长刘公武在省政府大楼会议厅接见我们，几十名记者争先恐后拍照采访。会上由我首先发言。我大声疾呼爱国无罪，要求政府释放黄、周，刘公武矢口否认抓了人，但答应迅速破案。

游行结束后当天下午，长沙市警察局长李肖白来到学校，通过总务主任沈杰找我谈话。他劈头就问：“黄友群、周克诚到哪里去了？”我当即回答：“我晓得还会向政府要人吗！”他又说：“你们玩得这么好，难道会不晓得？”为此唇枪舌战，无果而散。

第二天，学校出现黄、周发给校方的电报，内容大致是：“我等少不更事，因恐事态扩大，避走湘潭。现学潮已过，请准予返校”云云。他们返校后，学校立即挂牌将他们开除学籍。奇怪的是，我和刘观恩并未被开除，这使我们大惑不解。当时离放假不远了，于是我们商量，不管开除与否，都下决心在暑假去考大学。并设法从一位负责油印的工友手中各买了一张明德中学的肄业证书，准备以同等同学历去报考大学（当时我们是三年一期学生）。

放暑假我刚回到家里，父亲就把省教育厅致他的公函给我看，公函说我带头煽动学潮，扰乱社会秩序，予以开除学籍处分。我当即和刘观恩取得联系，果然，他也是被用同样方式开除的。我们相约一道去报考湖南大学和北京大学。结果他考取了北大历史系，我考取了湖大外语系。龚育之则于1948年暑假考取了清华大学化学系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三人都义无反顾地继续投入到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中，并且都在解放前加入了党组织。

时光流逝，60多年过去了。观恩和育之走过光辉的一生以后离我们而去；我也白发苍苍，年届八旬。回首往事，我以一句话结束此文，那就是“青春无悔”！